在很多人看来，这些诉求对成文宪法提出了诸多迫切的修改要求。
从微观落实层面看，无论是决策协商、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还是基层民主协商，都要求实现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可见，5年前党中央就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视为提高参政议政实效的方法和途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为应对互联网信息扁平式传递的挑战，网上议政、网上反映社情民意的新协商形式也端倪初现。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将成为政治协商的重要形式。因而《宪法》将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奋斗而形成的政治协商确定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赋予了政治协商制度宪法地位和权威，是国家机关和公民个体普遍遵从的宪法准则。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能体现决策程序和结果双重意义上的民主性，必将成为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趋势。理论地看，执政党和决策者就国计和民生等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立法应当与社会各界、民主党派等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充分协商。
2007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规定》),明文确立了任何公民和组织皆可推动司法解释立项的机制,以及就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或者重大疑难问题的司法解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机制。作为一项制度，其主体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且主要是由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进行协商。[8]葛云松教授把物权法关于国家所有权的条款称为僵尸法条，因为其徒有人形(位居法条之列)，却毫无生命迹象。
[39]其二，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的命题，都只关注了自然资源使用的效率价值，而忽略了自然资源使用的公平问题。通常而言，引用性法条的语法结构体现为依照某某规定，而授权性规范表述为依法取得的某权利受法律保护。[75]参见张璐：《中国自然资源物权的类型化研究》，《私法研究》2009年第1期。[76]前引[44]， 吕忠梅文。
因此， 对物采掘类自然资源难以在用益物权的框架内得以阐释，[78]必须承认资源产品所有权。[13]相反，西方语境中的财产权理论恪守着公产与私产相分野的罗马法传统，把财产权区分为公共财产权(Commons Property)、国家财产权(State Property)和私人财产权(Private Property)三个序列，构建起从公产向私产循序递进的财产权形态三部曲。
邱秋：《中国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自然资源存在着公共权利与私人权利的混合，如同在私人土地上存在着公共权利一样，在公共土地上存在私人权利 的现象具有不可避免性。[55]美国宪法史中的基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s)一词始于1798年的卡尔德诉布尔案 (Calder v．Bul1)。海勒曾考察俄罗斯社会转型现象，他在莫斯科街头发现路边的摊贩货品齐全，正规店铺却货品匮乏，原因在于正规店铺存在从联邦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多个财产权人。
[22]物权法第l19条、第122条与第l23条均以不完全法条的面目出现。肇始于罗马法，西方法律传统中存在着主权(imperium)与所有权(dominium)的分野，[30]公产与私产由此泾渭分明。张力： 《论国家所有权理论与实践的当代出路：基于公产与私产的划分》， 《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37]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在运用上述命题分析中国现象时存在局限性。
双阶构造的理论模型集中体现为公有私用 的情形。如前所属， 纯粹私权说 和纯粹公权说都只是摸到大象的鼻子而已，无法完整描绘国家所有权的全貌。
[7]宪法第9条规定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态，本文的讨论集中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暂不涉及。[75]此类型化方法对于理解各种自然资源权利的属性大有裨益，因为如果说非消耗性利用基本符合用益物权特征的话，将消耗性利用归于用益物权则难以服众。
[40]大陆法系的所有权概念坚守一物一权 原则，只可作量的分割，且这种分割受所有权弹力性的约束。在今日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需求无所不在，公有私用成为自然资源权利配置的实践逻辑，最终演绎为公私法交错的双阶构造，使得市场力量在公有制的土壤里破茧而出。[71]国家所有权意味着自然资源属于全体公民，但并不意味着作为管理者(或受托人)的政府不可以把任何权利授予私人。[2]譬如，中国大陆的第一篇民法学博士论文就是王利明教授在1991年完成的《国家所有权研究》。[29]在公与私反复博弈的过程中，公权力牢牢掌握着主动，由此颁布的特别法深深烙下管制印章，难以摇身一变成为民事规范，嗣后回填的物权法授权性规范，其引致条款的功能只好大打折扣了。该条款确立了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的民事权利。
[76] 在法学意义上，对物采掘类资源与非对物采掘类 资源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能形成资源产品所有权，后者则不能。那么，双阶构造的分析框架何以可能? 首先，宪法所有权与民法所有权不属于同一效力位阶，二者并不冲突。
授权性规范在法学方法论上名日引用性法条，引用性法条的主要功能，由立法技术的观点论，在避免烦琐的重复规定或避免挂一漏万的规定。3．宪法所有权是私主体取得民法他物权的资格。
固然民法具有其固有的运行逻辑，但这不意味着民法规范可以绝缘于社会情势变迁。[25]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76页。
第一种定义认为，宪法所有权是针对公权力的防御性权利。转型社会时期，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化学反应，演化出官方表达与实践逻辑的冲突格局。第二，资源产品的转让是一个包含所有权移转的物权变动。[12] 我国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基础性规范是宪法第9条。
[77]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19]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以下。
我国现行法对侵害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行为，不是通过物上请求权保护或承担侵权责任等私法手段，而主要是运用以刑事责任为主的公法手段。[54] 如果我们采纳第一种定义，把宪法权利视为一种消极权利，此种理解在指涉私人财产权时符合逻辑，但运用在国家财产权时则形成一个悖论：国家所有权是国家用来抵御国家权力的权利?这个归谬式的结论在逻辑上显然不能成立，至少不能合理阐释国家所有权的性质，其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宪法权利的多维性。
【注释】 [1]马俊驹：《国家所有权的基本理论和立法结构探讨》，《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69]一旦受到经济发展的驱动，国家很可能利用作为自然资源垄断供给者的优势，充分享受资源所有者的利益，怠于行使作为资源管理者的义务。
因此，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纯粹公权说 与纯粹私权说 一样，具有很强的片面性，宪法所有权是国家取得民法所有权资格 的观点能够证立。而国家所有权的宪法意义不能理解为对公权力的防御，因为岂有国家自己侵害自己 之理，在逻辑上显属谬误。[16] [俄]E．A．苏哈诺夫：《俄罗斯民法》第2册，王志华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2页。公私权利内涵相同而并存，当然不意味着其功能也相同，由于一对抗国家，一对抗世人，其侵害的方式有其本质的不同。
由此我们可以说，就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制度实践而言，中国法律人已经回答的问题远远少于有待回答的问题，但这何尝不是拥有后发优势 的研究者的幸运。[38] [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余逊达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3页。
[61]例如，在利用公共设施或者公造物的法律关系中，包含利用许可行为(以行政处分为内容的公法关系)和利用实施行为(以契约形成为内容的私法关系)两个阶段。公有公用 的自然资源譬如公园、街道、河流、湖泊等，在其上未设立任何排他性私权，主要是基于两类原因：一是由于公共利益的存在使得私权的设立不合理，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禁止在可航行的水道设立私人权利。
[23]不管关于权利性质的具体见解如何不同，学者对于上述法条的规范功能的理解应该没有实质性差异。2．宪法所有权是私主体取得民法所有权的资格。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